赵子龙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的赵子龙，我演讲的题目是让青春在科研创新路上绽放绚丽之花。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回首过往，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战疫情、抗洪涝，到促改革、推开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医学博士，曾赴美留学，回国后在党和祖国的沐浴和培养下，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入选了“天津市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人才项目。荣获第二十届天津青年五四奖章等奖励。2016年我完成国家公派留学任务后，回国参加一线临床工作。年均参与完成神经外科手术百余例。
我的导师张建宁教授一直都跟我讲，临床医生要拿出时间来做科研创新，尤其是临床中一些重大而未解决的问题。而我也一直跟随着导师进入了颅脑外伤研究领域。颅脑创伤高发生、高致残、高死亡，全世界有近一半人口，在一生中至少遭遇一次颅脑创伤，中国每年新增100万患者。目前重型颅脑创伤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其原因是继发性损害与修复不良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其中颅脑创伤患者在急性期由于凝血功能紊乱等继发性损伤造成的再出血及术后颅内继发性出血危及患者的生命，这也一直困扰着颅脑创伤的临床救治。以往理论认为，这一特征与相关凝血物质“过度释放”入血有关，但其形式、机制、代谢途径不清，临床无预防与早期干预措施，亟待深入探明机制，探寻早期干预方法。
基于TBI后凝血紊乱这个难题,我首先从抗脑自身抗体入手，在 TBI小鼠外周血中检测到抗心磷脂抗体的升高。而此时，我的导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检测心磷脂来源线粒体是否在外周血中升高。而在当时，从来没有文献报道过检测TBI后外周血中线粒体。面对导师提出来的新思路，是稳妥起见，按原实验计划进行？还是挑战未知？我的导师告诉我，科研创新也要勇于跳出熟悉的舒适圈，去多尝试一些新的方法。而我也在老师的鼓励下，查阅大量基础文献去尝试这一在TBI领域从未检测过的研究指标。
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在国内外首先发现了颅脑创伤后脑组织来源的细胞外线粒体，它来源于受伤的脑组织，其可激活外源性凝血途径，诱发TBI后凝血功能紊乱。为研究TBI后凝血功能紊乱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研究深化了对凝血功能紊乱机制的认识，创新性地发现颅脑创伤后脑源性细胞外线粒体介导TBI后凝血功能紊乱，为探索TBI后早期防治凝血功能紊乱提供了新的干预靶点。
而此时，我也博士毕业，加入了总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我的导师再次告诉我，科研工作需要延续性，如果工作一放下，哪怕是几个月时间，就很可能拾不起来，甚至被国外团队抢先。在导师张建宁教授的支持下，我进入临床工作后继续从事该方向的研究工作。我同研究团队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脑源性细胞外线粒体可以介导血小板微囊泡化，产生大量血小板微囊泡，放大其促凝作用，进一步加重凝血功能紊乱。同时我们的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应用Lactadherin等功能蛋白进行干预，在动物模型中显著改善颅脑创伤后凝血功能紊乱等继发性损害，大幅减少了创伤模型小鼠的病死率。这一研究揭示了一种新的由细胞外线粒体介导的血小板中间表型。同时为进一步建立TBI后早期防治凝血病的新方法提供思路。
我们研究团队在颅脑创伤后凝血功能紊乱研究中的新发现，获得国际神经外科和血液学界高度认可，而我本人以第一作者及在blood、haematologica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研究论文11篇，并应邀以第一作者在Protein Cell杂志撰写了专题综述，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时被美国凝血专著引用研究论文入选F1000平台。为临床救治脑外伤后凝血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就在我们这一成果发表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祖国大地，我院于2月12日晚直接接到国务院医疗救治组通知，要求组建160人重症救治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我当即停下手头一切临床和科研工作，第一时间赶赴医院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承蒙组织信任，我被任命为医疗队唯一的联络员。
作为医疗队的多面手，我全程协调医疗队安置、物资清点转运、医疗工作对接等重要工作。同医疗队实现了 “零死亡”、 “零感染”、 “零差错”、 “零投诉”、 “零事故”的成绩。央视《新闻联播》等媒体集中报道我队“天总模式”成功救治经验，为天津人民和天津医务工作者争了光！
感谢党和祖国对我的培养，感谢我的导师和我们的研究团队，感谢我的病人，我做的还很不够，今后我要在我的工作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踏踏实实的为患者服务，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